我是拉拉，我要代孕生男孩

受 访 者 档 案 

受访者ID | josy

生理性别 | 女

年龄 | 35

婚育状况 | 未婚 冻卵计划生育中 

性取向 | 同性恋

“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，但我'偏好'男孩”

我叫Josy，今年35岁，生活在上海，我的伴侣在另外一座城市。因为我们在各自的城市都已形成比较稳定的事业根基，所以短期内我们仍旧会维持这种异地的状态，每一两周见一次。

我们是以生育为前提进行交往的。

一开始我就跟她说，生育一直是我人生计划中的重要事项。等到过两年，她在空间上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。所以，我计划三年后着手生育这件事。

从小我就觉得生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一方面出于动物本能，作为独生子女，想把自己的基因、财产、资源通过血缘关系传承下去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笃信教育的价值，作为这种理念的受益者，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继续借助教育的力量超越我，获得更好的发展。

我想生育两到三个孩子。如果是三个的话，可能两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如果是两个的话，可能是两个男孩。

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，是因为熟悉女孩的养育方式。但我觉得人生不能总是选择自己已经了解的东西，这样的人生会越走越窄。我希望提升一下自己家里的多样性，所以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下来，性别混搭一下可能比较好。

之所以“偏好”男孩，是因为我觉得女生在社会上要承担的东西太多，自由度会因性别受到限制。要达到跟男生相同的成就，她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，遇到更多的阻碍或者隐性的压力。

“赶在35岁之前，单身的我去美国冻了卵”

我是一个计划性比较强，又很愿意主动去落实的人。我最不喜欢的一种态度就是上海话说“脚踩西瓜皮”，滑到哪算哪。让一切都处于风险控制之中，是我的性格。

我希望等工作上的事情都稳妥了之后，再去做生育这件事。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节奏。现在花时间生孩子，会打乱我的节奏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冻卵真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事业。

差不多两年前，赶在35岁卵子质量下降之前，我按计划去美国冻了卵。那时候我还单身。

我冻了大概十颗卵子，当然会有一定的折损率，这是不可控的。我也知道直接冷冻胚胎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但对我来说，选择精子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审慎的决定，需要深思熟虑。所以我没有急于去做这件事。就像高考之前，大家都会对自己的未来还能存有很多幻想，而一旦上了考场，这就变成一个定数。

目前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选到满意的精子，所以还是等到三年之后再受精会更加合适。不过，精子肯定要选亚裔的。只有中国人才会觉得混血是一件“高级”的事情。但其实作为一个混血儿来说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都会处于一种尴尬状态，倒不如纯白人或者纯亚裔好。而且在我的审美上，也完全觉得亚裔比欧美好看。

在我的计划里，精子的选择会跟生育同步分批进行。生育第一个孩子有点像做实验，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能验证出精子的质量品质。如果好的话，就继续用同一个人的精子生育第二个、第三个孩子。

说到疫情对生育计划的影响，我的卵子还冻在美国，如果出入境受到限制的话，去美国生育会有点麻烦，但好在这还不是近一两年的日程，只能希望过几年能够好转。

“我会选择代孕的方式来生产”

我对生理上的痛苦比较敏感和抗拒，也有点无法接受生育带来的身体上的损耗。既然代孕在一些地方已经合法化，我觉得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。而且我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生育这些事情上。

有人觉得生产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验，但我认为这种体验并不值得。生育对于女性身体的损耗是不可逆的，修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。

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损耗，理所当然的方式就是通过代孕。

比较幸运的是，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，没有遇到过任何跟婚育有关的，特别令人匪夷所思的、但在中国大部分家庭都会发生的事情。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跟家人出柜了。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比较自如的状态，不需要伪装的状态。

伴侣和家人对于我的生育计划，持比较中性的态度，既没有反对，也没有催促。他们也知道，我决定的事，我会计划好再去做，这是我的习惯。

当然代孕也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没有办法一直监测怀孕的状态。即便天天跟孕母住在一块，毕竟不是自己怀孕，这个过程不是完全可控的。如果是在国外代孕，我可能还要在国外待一阵子，挺耽误事的。另外，我最理想的是找亚裔孕母，但亚裔相对来说会受到很多传统思想的束缚，比较难找。

“拉拉生育的不可控风险，异性家庭同样会面临”

我也会为生育的不可控风险感到焦虑。比如，受到国内政策限制，单身人士或彩虹家庭只能去国外精子库寻找亚裔精子。涉及跨国生育，受孕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，会耗费很多时间与经历。

我还不知道该如何优化整个时间安排，对于受精、移植过程中的冷冻卵子的损耗率也有点担心。

另外，我还挺担心孩子的健康，如果出现问题，将是一个灾难。

再有就是关于教育和陪伴。我对于日常育儿工作所占据的时间和精力有一种恐惧感。我和伴侣工作都非常忙，也都很不擅长处理生活中的琐碎，我担心没有足够的精力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陪伴和教育的状态。但是我又不放心把孩子完全交给老人、阿姨或者机构。所以我还需要去协调这个时间上的矛盾。

不过，这些生育过程中不可控风险，是任何异性家庭也同样会面临的问题，只能用运气来看待。

这些焦虑并不会削弱我的生育意愿。我会通过分工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压力。如果有些事情必须亲力亲为的话，我也会心甘情愿去做的。对我来说，唯一能够缓解生育焦虑的途径，就是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大概两年前，我加入了一些分享彩虹宝宝生育经验的微信群。有一些前辈先驱会在群里分享经验，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这种生活的可能性的示范。比如去国外生孩子、生完回来当妈妈等等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群。我觉得这个对于少数群体来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资源。

“能力所及之处，我想最大化实现个人自由”

我一直都非常关注法律领域的公共议题。我对于国家在立法层面上的改良也好、改革也好，其实也没有太高的期待，也因此没有太多失望。在我看来，我们国家的传统、政治体制、主流价值观短时间内不会有所改变。

但是，现在基层社会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善意，很多事情可以通过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来实现。聪明的人总会找到相应的方式去应付体制上的限制。

我觉得在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就是，不同阶层都会各显神通，用自己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比如形婚、地下代孕等手段。在当今这个比较保守的法制环境下，并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去实现自己的目的，只不过存在风险大小的问题。

比如，形婚确实是一种让人在体制的轨道上获得更多便利的方式。但我肯定不会选择形婚。因为我不需要去规避这些我已经可以超越的东西。这样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风险、麻烦还有谎言之中。

对于我的个人福祉而言，我肯定还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尽量最大化我个人的自由，通过跨国生育绕道实现我的计划和目的。在这个社会上，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丰俭由人。每个人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自己想要的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性少数群体内部，也存在两极分化。对于底层来说，现实的困难会加倍放大。而对经济能力更强、资源更加丰富的人来说，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很轻松地跨越。法律对于越底层的群体来说，往往限制越大。

“我相信我们终将能迎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”

关于近期国内首例同性恋伴侣争夺抚养权的案子，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和讨论价值。

我很佩服迪迪。我听过她的线上分享，其实她本人的性格并不是特别刚烈，也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活跃分子，只是生活到了这一步，必须得站出来。至少，她的发声让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问题被整个社会所看到。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北京法院到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判决。

我非常敬佩这些有勇气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提案或者争议解决的方式，让矛盾凸显出来的先驱人士。

当然，这个案子也是在警示后人，尤其是有生育计划的同性伴侣，必须要多花点心思，把法律上的安排做得更完备一些，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。

其实，很多前辈已经做了很多成功的法律探索和实践。比如在国外领证，虽然这在国内可能暂时没有法律效力，但在所有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得到承认。另外，在财产、保险、意定监护、遗嘱上，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办法。通过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还是能够实现一部分目的的。

在孩子的养育上，我会尽我所能，让ta在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教育环境里成长。

我并没有很担心被歧视或者被区别对待。比如，很多人会担心小孩被问“你爸爸在哪”，我觉得到时候实话实说就行。没有必要区别对待，把它当做一件很正常，只是发生概率较小的事情来讲述，就可以了。

至于未来的社会和法律演进，我认为，民事伴侣是婚姻合法化的预备阶段。很多国家都是先通过了民事伴侣制度后，再过渡到婚姻合法化。

虽然道阻且长，我相信中国的法律制度趋势是在向前走的。无论目前处于何种发展阶段，我们都终将能迎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。

访谈 | 阿烂

访谈时间 |  2020年8月

编辑 | 乙辰 momo 阿烂

图片来源 | canv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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